新顺1730 - 第六三七章 自觉（三）

    或许是一万次说教不如一次现实做事；亦或许千百年来重农抑商为商必要联官的传统导致的。
    让刘钰有些始料未及的，如“考察市场、根据消费人群定价、扩大贸易额”这样的“商业正途”，这些人着实是差了许多，缺乏意识。
    但是，“勾结官府”、“国家干涉”、“朝廷支持”之类的“歪门邪道”，竟是一点就通，甚至不点就通。
    其实想想倒也是，就像是当年的琉球封贡的“刻舟求剑”事件一样。
    那么多随贡使去的商人，之前就没考察过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也没考虑过解除海禁导致琉球特殊中转地位消失，不去思考供需关系，于是带了一波琉球王根本吃不下去的货。
    但是，在首里城作乱放火，给封贡大臣贿赂，借天朝威势去逼琉球王，让琉球王把货吃下，那可是顺手就来的本能，不需要有人教。
    现在这种情况，也几乎类似。
    对欧洲市场的需求考察、定价考察，需要刘钰教他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但在香料问题的小册子上，隐晦地点了点国家对贸易的干涉、如今实则各国都是武力为后盾决定贸易是否兴盛的道理，这些人竟不需要刘钰解读，一个个全都了然。
    真的是传统的官商关系，使得这些道理，不点就通。
    等着讨论的时间一过，刘钰刚要借着荷兰国香料定价的事，说说如今这时代，国家的实力是贸易“自由”的支柱、国家没有实力连垄断涨价都要前怕狼后怕虎时。
    不想这些商人一个个自觉地慷慨陈词。
    “国公，这些道理我们如何不懂？”
    “就是，谁家做大生意，不要和官府打交道？这在国内，我是本州的，便要靠着本州本府的关系；他是外州的，便要靠着外州外府的关系。”
    “算到国际上，这官府便是各国的朝廷，没啥区别嘛。”
    不但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而且还现身说法。
    有说当年对日走私事的，有说当年在琉球首里城逼着琉球王吃下全部货物壮举的，有说去巴达维亚被扣船被迫降价惨剧的。
    当真是听取帝国主义叫声一片，琉球国弱，遂被人欺负；荷兰国强，遂能欺负别人；日本国之前尚能自主关税，遂有贸易信牌之制；大顺打下了南洋、合作了瑞荷，故可给丹麦商馆加税。
    这些道理，可比昨日去研究什么市场、供需、定价、利润之类的道理，简单多了。
    之前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之前合作垄断之前，哪一场内部商战不是都要找朝廷官员站台帮忙？
    听着这些商人们自觉的陈词，刘钰竟是一时语塞，愣在那半天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本以为难点在于让这些商人明白，自由贸易此时就是个空想，各国贸易实际上都是国家力量的竞争。
    而至于一些商业逻辑、市场考察、定价决策，反倒是实打实的道理，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些人接受起来更简单。
    哪曾想彻底反过来了。
    “呃……本官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香料定价，若只以在商言商来算，倒好说。我主要是想说……不过，我看这不必说了，你们竟都明白。倒是省了许多口舌。”
    “看来，你们是太多衙门的力量了。稍微把衙门变换成国家，倒也完全说得通。”
    下面的商人都在那笑，有人道：“国公这话说的，这外国的衙门就不是衙门了？那当年我们在长崎，不也得给长崎奉行送礼吗？再比如这英国衙门，就国公说的棉布禁令的事，我看就是给的钱不够。给的钱够了，这也一样可以改。”
    “衙门的道理，难道竟还有别国商人比我们更明白的吗？”
    说罢，又有人笑道：“是啊，就国公说的这荷兰香料不敢涨价的事，我们可是见的多了。有些买卖，就真不敢露出太多的利，否则王大人、李大人的亲戚就要来夺这产业。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王大人、李大人换成英国，那得利太多担惊受怕的换成荷兰，无甚区别。官府靠的是啥？还不是靠衙役、靠军队？”
    刘钰愕然许久，无奈笑道：“好吧，是我少虑了。竟是不知道本朝自有国情在此，这种事你们倒是门清。”
    “既如此，我也便说了。如今香料已经在手，涨价还是降价，我们说的算。但我们说的算的前提，就是朝廷在南洋的驻军足够强。”
    “之前我就说，要花钱造舰。而股息，除了留足明年收货的钱，还要多出一些做积累。包括驻军、要塞、军舰、海军。当然，也不至于竭泽而渔，只是不可能把总毛利，减去运货成本、减去进货成本，就全做股息。”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本朝与荷兰国、英国也大不相同。”
    “这荷兰国、英国的公司，若是缺钱了，可以借债、可以发债券，给个5%的年息便可。本朝是无法如此的，因为5%的年息，一文钱都借不到。”
    “所以，本朝的公司，要么扩大融资，增发新股。”
    “要么，就只能从股息中增加积累，否则资本终究不足。”
    “二选一，你们选一个吧。”
    商人们这一次当真是连思考都没思考，纷纷嚷道：“自然是选第二个。”
    “就是，我们选第二个，不要增发新股。若是缺钱，股息里多投入一些便是了。再说了，别处的人哪有这么多钱呢？”
    甚至还有人喊道：“国公不妨到朝廷里说说，朝廷每给丹麦公司加一年关税，这一年借荷兰人的淮河水利债的利息，便我们出！若是朝廷能封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回澳门、封闭各国商馆，或给他们加重税，这朝廷的关税损失，我们出两倍！”
    “一年满打满算7%的利，一年也就还40万两的利息。单单是关闭丹麦商馆，不说别的，但说这锌块黄铜贸易的利，一年就不止这些。还有茶叶瓷器呢？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离谱”的、仿佛是和朝廷政策做权钱交易的想法，也是让周边叫好声一片。
    刘钰赶忙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朝廷给丹麦商馆加税，实是因为丹麦有不敬之言语，莫要乱说。之前查封英国商馆，也着实是因为英国商馆走私鸦片，天朝是讲道理的，公事公办，非是你们想的这样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场面话说了一堆，懂得都懂，心想这事儿谁不明白是咋回事呢？
    但场面话之后，确确实实这么干了，朝廷也算是第一次为对外的贸易竞争出力了，这让这些海商和金融资本的联合体，还是可以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的。
    按说这个时候，刘钰该趁热打铁，谈谈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之类。
    最起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道理，用在大顺的贸易重心改变上也是个说得过去的道理。
    岭南传统商路改变，导致的大约15失业、近百万劳动力家庭人口受影响，按说也该是松江府这些获利的人出这笔钱。
    毕竟大顺现在的税收模式就是这么无能，国税收不了几个钱，地方政府要自己搞钱，广东那边肯定对这件事相当不满。
    历史上买办横行的时代也是如此，原本是广东独家垄断买办产业，结果后来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上海开埠、福州运茶，使得广东的买办经济体系直接崩溃。
    大概这也是后来所谓的广东人革命、苏浙人出钱这个历史现象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顺这边的国税改革，还只是在苏南几府推进，广东现在因为贸易中心改变导致的失业潮，朝廷也不给钱，或者说也没钱。盈余的那点钱都投入到两淮了，按道理说，这十几万的失业安置，是得松江府这些得利阶层出钱才是。
    但刘钰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也根本不提。
    这些商人或许听说过，但刘钰不说，他们又怎么可能主动拿钱？
    这和他们选择支持对外扩张可不是一回事。
    对外扩张可以使他们得到利益。
    而救助岭南的穷苦百姓，他们一分钱赚不到。
    再说刘钰即希望借助他们的资本搞移民，现在移的也是两淮的百姓，如今自是只能先苦一苦大庾岭商路的百姓了。
    终究，岭南百姓还有自发下南洋的机会，两淮是完全没有这种自发机会的。
    往阴暗点想，甚至可能朝廷也明白，只是假装不知道。
    皇帝八成算过，岭南失业百姓起事的话，杀光镇压屠戮，比起花钱把他们安置，要便宜的多，尤其是军改之后更是如此。
    皇帝不提，朝廷不提，刘钰自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主动把这个屎盆子揽在自己头上。
    既不说岭南百姓的苦难是他们的责任，而这些商人又因为特殊的环境使得他们非常自觉地理解了“朝廷对外扩张和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今天这场本来刘钰就算给他们上一堂帝国主义教育课的香料问题讨论会议，也就在一片融洽祥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中顺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