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 第六二二章 战前舆论准备（上）

    “我看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监管，商人们需得见到利润攀升才能支持监管。只要英人不废茶税，这对朝廷加强对这些商贾的管控，也有极大的好处。”
    齐国公想了一下又笑道：“总不能指望着一群才知道这西洋参不是产自酷热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贸易的老油子对抗。要是指望他们对抗，非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不可。”
    “我此番去欧罗巴，所见所闻，只觉若论对产业经济之管控，欧罗巴有大宋之风，本朝万万不及也。法人之统制经济，方有可能出荆公这样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这东西方区别倒是不大。丹麦英法等国亦禁自行前往亚洲贩卖，而得垄断之利。其与前朝三宝下西洋而又禁民间片帆下海内帑独得香料之利，有何区别？”
    刘钰对此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想来以齐国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这一步亦算是难得了。
    但齐国公有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各国其实都在搞某种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垄断，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的。
    欧洲人，尤其是新教国家，自来双标且无耻，这一点刘钰这几年多有领教。毕竟最先收拾的荷兰，就是个新教国。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贸易、我可以航海条例、我可以禁止你们的货船在我国卖货。
    但你不能不允许我们收货，也不能不允许我们割让你们的舟山、抢澳门，否则你们就是有罪的。
    这种思维方式，不只是此时大顺人难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国人依旧难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读到后续屈辱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只要开放贸易，英国人就要乐开花了，就不会打我们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但现实却是英国连续两次出台禁止东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叶关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任何非公司的东方货船直接击沉。
    所以这件事的本质，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们有一套非双标的、统一的、普遍的评价标准。
    老马在1840年代就说，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一种垄断。一旦当“自由贸易”威胁到他垄断的实质时，他将必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自由贸易”。
    鸦片战争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由贸易，而是因为“清政府禁止种植罂粟”，使得外部鸦片可以造成实质上的垄断，因为本国不让种。
    刨除掉鸦片的罪恶属性，如果单纯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开随便种，一个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国货没人要，事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马，当时一个云南就够了。
    就像是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在国会上控诉【在此前二十三年间，公司被强制往中国销售的纺织品和五金，为公司带来了1688103英镑的损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国会上的发言，总不可能20年国会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国人知不知道就算零关税，他们的纺织品和五金也卖不出去呢？
    还是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要找个自由贸易的理由卖实质垄断的鸦片呢？
    奈何老马1840年代说的一针见血话，后世百余年依旧没人听，也没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以至于挨了顿打。
    好在看过老马的书的某格鲁吉亚人反思的结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绝不愿意”。
    总算没反思成因为不自由的贸易所以挨打活该、打得好。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禁止鸦片呢？
    马戛尔尼能成为使团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尔斯·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团来华之前的首相训令中，明确指出【如果商约中规定不得运输鸦片，你必须答应。千万不要冒着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风险，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
    【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应该在东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上’寻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呢？只能说，不愧是出过莎士比亚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说的这样委婉，别具“朦胧美”。
    【假如割让给我们建立商栈的土地，应该选择在北纬27度到北纬30度之间，因为听说优良的茶叶就产在这个纬度区间】
    所以英国人很清楚鸦片贸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种清楚，所以才要选择“东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
    英国人知不知道中国这边纺织品卖不出去呢？
    当然知道。
    但为什么还能卖出去呢？
    因为一个字。
    卷。
    1767年，东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货商潘某，说如果你能把呢绒卖掉，我可以从你这收茶叶，不从别人那收。而且给你加价，每担茶叶给你加一两银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这些呢绒赔钱卖了，只要英国人从自己这里拿茶叶、而且每担茶叶多给一两银子，那么自己还是赚的。
    所以历史上潘某靠着这种卷，卷到被《cote paris》评为18世纪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银能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法舰队。
    至于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涨价呢？
    这……大概也是中国这边的资产阶级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长崎，用个简单的二桃三士之计，就能挑动的宁波帮、漳州帮、福州帮放弃铜的定价权，让给日本定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群非得有个强人扶着的阿斗，缺了铁腕强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费拉的布尔乔亚。
    为什么东印度公司非要带呢绒呢？
    因为要讨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免得他们再攻击公司是买办，所以宁可赔钱也要带呢绒，大不了从茶叶上找补嘛。
    好比你是议员，你又是开呢绒作坊的。你跟东印度公司说，你不带我的呢绒去中国，我就在议会提提案，说你们是买办。那还能咋办？带呗。
    于是，纺织工人有了工作、工业资本往中国卖出呢绒、在议会上放东印度公司一马、东印度公司一边说自己赔一边赚了钱、茶叶供货商潘某也卷赢了同行成了18世纪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赚，那这里面的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国人出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
    就算东印度公司没有承担呢绒赔本销售的义务，他就会良心发现降价吗？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取决于成本，而取决于购买者能出多少钱。英国济贫法的房补，就是个绝佳例子，房补加多少，房租涨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损失的，是中国的纺织工匠。
    本来正常价格的英国纺织品没人会买的，但架不住有人赔本卖啊。
    谁他妈能想到，1767年在中国卖的英国纺织品，比他妈在伦敦工场的出厂价都低？
    英国政府为什么明知道茶叶贸易导致白银外流，还要在查尔斯·卡斯卡特使团训令中，将茶叶贸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那时候，【茶税每年能为政府提供325万英镑的税收】，已经不少了，折合1000万两白银，够三年辽饷了。
    这和现在大顺逼着日本开关，幕府明知道“金银如骨，不可再生”，但依旧支持的原因一样。因为能给幕府提供巨额的关税收益。以建立起对其余诸侯的绝对优势。
    当撕开隐藏在外面的迷雾，看到本质之后，很多事要解决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吗？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竞争”到垄断的地步，垄断之后还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独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双标吗？
    那就去荷兰质问为什么荷兰能在中国建商馆，大顺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馆？因为议会的法律授权是神圣的？那简单，天子的授权也是神圣的，打一顿夺回南洋占据锡兰侵入印度，一波把荷兰势力从长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买茶捆绑呢绒吗？
    那就垄断，把小商人全压死，要买茶叶拿现银，呢绒一件不要，就算海军用也只买法国人的。你要能从别处搞到茶叶，明儿当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国公带着节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对上负责制啊？
    不是鸦片要寻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吗？
    直接先来个鸦片案，明确告诉英国人，别找分散曲折的贸易机会了，否则大顺就要闭关锁国啦，高呼白银不是财富而国民财富是总生产品。
    他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当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对“联法反英”的政策要绝对支持。
    实际上，以此时国内来看，单纯从贸易角度讲，英国是个远比法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国茶税，更是会让皇帝在内心天平上产生某种游移——如果英国取消茶税，扩大了茶叶销售，皇帝为什么不学宋朝制度、或者俄国大黄专营制度，把茶叶对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专卖给英国呢？英国茶税都能收1000万两每年，大顺皇帝捏死茶叶专卖权，也不能少赚吧？
    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额茶叶贸易利润，为什么要和英国开战呢？法国人搞国产替代，穷吊一个，啥也不买，为啥不帮着英国打法国呢？
    谋求海上霸权，就需要投入巨资搞舰队，而舰队是没办法镇压在国内日后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如果英国贸易额激增，为什么非要自己搞舰队去欧洲开拓市场，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刘钰自己垄断着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刘钰打脸传教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掌控着大顺的对外政策。
    但现在，随着交流的增多，尤其是这一次齐国公访欧归来，刘钰已经完全无法垄断外部信息了。
    这时候，他就需要趁着齐国公从欧洲归来这个契机，把“联法反英”这件事，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为一个在大顺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
    趁着齐国公说到欧洲各国的海贸政策，刘钰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国人的黑材料，这时候便笑道：“所谓闭关、禁海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件趣事。”
    “前明崇祯十年，英人威德尔带着舰队来华。当时便说【中国闭关自守，有条件地对葡萄牙人开了一扇门，但这扇门对英国是加锁封闭的。我准备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门，去谦卑地去敲门】。”
    “【当然，如果敲门被享以闭门羹，我将破门而入！】”
    刘钰说完便笑。
    齐国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时间觉得这话太过震惊，竟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仰头开怀大笑起来。
    “崇祯十年，破门而入？哈哈哈哈哈……这英人威德尔倒是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