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 第九十三章 等死吧，没救了

    这些心思当然也不能和刘钰说，李淦心中天朝的边界，是马六甲。
    在那里关上门，刘钰当初的恐怖预言，也就不会成为现实了。
    在那之前，也正好需要一个被信任后、权责看似极多的枢密院，来制定周密的计划。
    如今正要尝试让枢密院做战略指导，李淦便让刘钰拟定一份名单。
    一部分是在威海辅佐李欗的，一部分是调入枢密院的参谋，另一部分便是主管此次后勤辎重的，先把这几个部门搭建起来，待战后再进行修补。
    这一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海运后勤，懂行的、提前计划过的、能和海商们直接沟通的，也只能从海军里找人。
    找个不懂行的，去瞎指挥，实在没有必要。而且海运比之陆上运输简单的多，征准部后勤操办需要勋贵大将主持，征倭这种后勤量和海军自有的体系，也根本不需要一个级别这么高的坐镇。
    很快，刘钰草拟了一份名单。
    枢密院也在这一场征倭之战中，签发了第一道命令，印上了枢密院的公章，命令名单上的人星夜来京。
    第二道命令，则不是枢密院能下的，而是需要皇帝拟圣旨，命令李欗暂掌海军事。
    海军很特殊，之前为了效率，都是刘钰一手操办的，所以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六政府管不到、天佑殿管不到、海军更不是枢密院的直属下级，自也管不到。
    唯独能管到的，也就是皇帝的圣旨。
    皇帝心里也清楚，海军肯定会有疑惑，若是刘钰执掌这么久，从零建起，忽然换将军中连点疑惑都没有，皇帝反而要怀疑刘钰是不是故意作伪。
    毫无声息，更加可怕，那得对海军掌控到了何等程度？
    所以也让刘钰写了几封信，说明情况，告诫海军要遵守命令。
    只不过，皇帝的圣旨要先到，刘钰的信要随后到。
    皇帝还是要看看海军的疑惑不解和质疑能到什么程度。
    几番操作下来，皇帝笑道：“朕算是第一次打这么轻快的仗。无需事事巨细，也无需什么都操心。枢密院日后运作起来，就当如此才是。”
    随后皇帝又问了一个似乎很奇怪的问题。
    “刘爱卿，以你之见，两万大军集结天津，若松江、广东有变故，二十日内可到乎？”
    “回陛下，若风向正对，二十日多了。后勤补给，以京城仓米，亦无问题。”
    皇帝点点头，只觉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一次彻底落了地。
    南方稳固，则天下安定，财米银钱稳得住，朝廷就不会垮。
    只要海军还捏在手里，江南就像是山东、广东就像是河南，再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若有民变，正可迅速扑灭。
    皇帝又把目光投向了卢挚垒，笑问道：“卢爱卿，这征倭一事，是不是看起来像是市井小说里羽扇轻摇、强敌灰飞烟灭？你有何感触？”
    从始至终，卢挚垒都没提出过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不是他没有谋略，而是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但听完了整个伐倭之战的谋划，他心里还是翻腾起来了滔天巨浪。
    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正是许多年前刘钰吓唬皇帝的那番话。
    倭国如此，如果有外敌效仿，对大顺用呢？
    皇帝之所以要力排众议、大建海军，难道当初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不过他毕竟不是当初年轻的刘钰，说话是有技巧的，临皇帝一问，他便道：“陛下，臣以为，必先施仁而可成王霸。若倭国施以仁政，百姓爱戴，纵鹰娑伯有计，千余军马，只怕也是无用。”
    “是故倭国之鉴，有内有外。”
    “其外者，建海军、改陆军，此末也。”
    “其内者，当兴仁政、爱百姓，此本也。”
    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废话，实际上和刘钰当初吓唬皇帝的话是一个意思。
    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向。
    他没直接说万一有人自海上来，有外部势力稍加仁政收民心，里应外合之类；亦或是本土的有心之人起事，借助外部势力的帮助。
    而是绕了个圈子。
    事儿是一个事儿，可在卢挚垒的嘴里说出，可比刘钰当初说的要文雅的多，也好听的多，味儿完全变了。
    皇帝不会觉得卢挚垒迂腐，而是也听懂了卢挚垒的弦外之音，侧眼看了看刘钰，又看看卢挚垒，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声。
    在他看来，刘钰就是个标准的绝望派。
    当初那番话的出发点，是说：没救了，续一年是一年，土地兼并这胎里的病，从秦汉到现在，哪个皇帝也治不好，大顺也不多个啥，再说当年保天下口号一喊，妥协太多，病根更深。
    既是没救了，那就不如造海军，多续一年是一年，也免得将来被夷狄打败，大顺脑袋上扣个堪比靖康的大帽子。
    你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只要青史留名，莫留个“顺亡于泰兴”的评价就好。
    但卢挚垒，则代表了朝中的另一派，充满希望。
    只要能兴仁政，很多事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把内因解决了，外部的袭扰都不是问题。只要能把内部治理好了，以大顺的体量，夷狄根本没戏。大顺如果每个皇帝都兴仁政，是可以江山万代的。
    这种心态的不同，李淦可以感觉到。
    在刘钰看来，大顺就是个到处漏水的船，只能修修补补，晚一点沉。
    在卢挚垒看来，大顺就是一艘正常的船，只要船长不胡乱开撞上礁石，这船一万年也沉不了，要是沉了，那就是船长不兴仁政胡乱开船。
    于皇权和勋贵的角度来看，皇帝觉得刘钰过于悲观。
    尤其是这些年就没提出过什么关于内政的意见，要说他不懂，皇帝觉不相信。
    就文登改革、土佐仁政这两事就能看出来，这人绝对懂。
    可是懂，又半句不提，好容易提个漕运改海运的建议，那也是随后就装傻，再不提了，显然是内心觉得没意义，办不成。
    至少皇帝是这么想的，皇帝也是真的没想到刘钰心狠到“君子远庖厨也”，在这等着运河黄淮出大灾彻底断了运河河道，再去解决。
    在皇帝看来，刘钰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外扩张。
    让人口去蒙古垦荒、去伊犁种麦、往东北鲸海使劲儿移民、打下南洋让穷的活不下去的有条下南洋的路。
    大顺早晚是死，但可以晚一点死。但就算死，也要肉烂在锅里。
    这话刘钰从未明说过，也不可能有胆子明说，可皇帝却从刘钰这些年的作为感觉出来，朝中最有闯劲儿、最朝气蓬勃的那个，实际上才是朝中最绝望的那个。
    皇帝也知道，刘钰这一套治标不治本，可相对于朝中和一些大儒们的想法，这似乎又是个唯一可行的方案。
    颜元的均田、黄宗羲的破一统再封建、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听起来都挺好，但做起来哪一个都比移民垦殖难上一万倍。
    就拿这里最简单的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的想法来说，李淦心想要是朝廷有这本事，什么事办不成？
    刘钰的办法虽然费钱费力、治标不治本，但怎么看都还有可行性。
    此时见卢挚垒也看出来了问题，只是没有像刘钰一样那么敢说话而已，这是聪明人的说法，和刘钰那种愣头青完全不同，遂问道：“爱卿所言本末之说，朕亦同感。只是爱卿有何良策治本？莫要空谈，前朝失天下不就失于空谈吗？仁政朕可以施，本朝正税本也不多，但是百姓依旧苦，是何原因你非不知。学堂官学历代也建了不少，教化仁义也一直在做，爱卿既谈标本，那么蠲免钱粮是本？是末？若蠲免钱粮之类的手段都是末，本又该如何做？”
    卢挚垒一时语塞，皇帝叹息道：“倭国之鉴，当有三处。”
    “其一，封建断不可行。如今西洋诸国已在南洋，若行封建，必与西洋人勾结。”
    “其二，海军必要大建。海上运粮运兵，百倍轻省于陆地，海疆万里，若无海军，则处处可乱。”
    “其三……嘿……”
    说道其三，皇帝忍不住苦笑一声，半晌道：“其三，当施仁政。内若无乱，外敌何惧？当真如卢爱卿所言，若倭人仁政爱民，鹰娑伯之土佐计，甚用没有。”
    说罢，又看着刘钰道：“鹰娑伯执意攻倭，这是在给本朝为鉴呐。爱卿用心，朕今日方知。”
    “征倭于战，经爱卿之手，不过二百万两的小事，尚不及改土归流平叛所耗；伐倭之鉴，吾当细察，莫使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秦人之事，时间相隔。远不如一衣带水的倭国更叫人警醒呐。”
    听到皇帝这么感慨，刘钰赶忙道：“臣并未想这么多。”
    “呵……”
    皇帝似笑非笑地呵了一下，瞥了刘钰一眼，问道：“治本、治末。鹰娑伯可有治本之策？”
    刘钰把头快要摇成拨浪鼓了，心道大顺没救了，等死吧，早晚的。
    路走到这，其实已经走不通了。
    跟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搞工业化，能救华夏，但……大顺必死无疑。
    工业化的痛苦，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外部市场相对大顺的体量，还是太小了，哪怕就现在不工业化，只要西欧各国放开关税真搞自由贸易，就大顺现在的生产力，足以把整个西欧的手工业冲垮。
    这胎里的病，也算是自百家争鸣后，一切美好都归于三代之治、终极理想是复古的原因——前面的路太可怕了，所以还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何心隐的萃和堂是如此；颜元的井田王政是如此；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公田制依然；黄宗羲的破一统而再封建均田还是如此。
    只能在这个圈里打转，走不出去了。
    换个洋气点的名字，儒家发展到此时此刻，面对新时代的曙光和黑暗，其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浪漫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反动，使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
    萌芽长成的大树太可怕了，要吸血吃人腐骨蚀魂，那我直接把萌芽砍了不就得了？
    什么叫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既要理想，又要小。
    那便是，仁义之下的井田制，仁义之下的行会制，仁义之下的乡贤乡村。
    其实也挺好的。
    只是这句话是有两个要素的。
    “理想化”加“小生产模式”。
    后者，小生产模式，好说。
    前者，“理想化”这三字等同于扯淡。理想化的仁义，带来的就是现实的不仁义。
    这是为什么日本非要锁国、非要搞一土一作制、非要压制商人的原因；是为什么前明一开始就把天下设计成一个几乎不流动的大农村。
    这也是为什么刘钰极端、极端害怕国子监的儒学学生去欧洲的原因，更是非要派威海一批没学过儒学仁义的人去革命老区巴黎的原因。
    启蒙思潮派别很多，但儒生的儒学仁义的文化基因，注定了他们天然最亲近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中的经济浪漫主义，也就是空想小资社——把萌芽快要长成的大树非要塞回胚芽里的派别。
    那是让正统资本主义，以及正统科社马恩联合一致，恨的牙根痒痒的派别，而上一个获此两家联合反对之殊荣的，还是正统封建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基因决定派别亲近。
    不是仁义不好，而是正统资本主义是真不仁义，吃人的效率可比小农经济四百年才循环的速度快多了。
    一旦接受，融汇中西，仁义加天然亲近的“经济浪漫主义”，这路就要彻底走歪了。
    刘钰不想让大顺出现这种“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的路上，那就只能尽可能对外扩张，用对外扩张来分担初步工业化的痛苦，把痛苦转嫁给外部一些。
    逐渐把这个可以把大顺的命要了的怪胎养起来，在有能力吃人之前，不要让皇帝和朝廷看到它的獠牙。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拿到外部市场之前，迟迟不敢在纺织业上动心思的原因，宁可投入巨大的钱财搞蒸汽机、搞铁路等久远费钱的计划，也不先搞看上去更容易一点、更容易挣钱的纺织业。
    没有外部市场，赚的钱都是内部的钱，小农也小手工破产分分钟的事儿，皇帝为了江山稳固，定会把纺织机全都砸个粉碎。
    皇帝所说的“治本治末”，对象是大顺这个封建帝国，这一点刘钰可以确保，谁来了也没办法，等死就好了。
    见刘钰在那猛劲儿摇头，李淦心中一沉，随后又轻松起来。
    心道莫说你们没有治标治本的办法，便是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又有谁做到了江山永固呢？
    苦闷散去，倒是看得开了，笑问刘钰道：“鲸海移民、南洋求活、垦殖蒙古、迁徙西域，这都是治标之术，对吧？”
    刘钰也笑起来，补了一句道：“说不定科学院可以搞出亩产十石的办法，也未可知。”
    “哈哈哈哈哈……若真能搞出来，朕赏他紫禁城骑马、一品文服，以此功封个子爵也不为过。”
    皇帝只当是个笑话，大笑过后，全然不信，心里只是琢磨着移民治标的方法，便挥手叫人先散去，只叫刘钰和江辰每日朝会散后在此轮流当值，若有急事再行召见商议共商。如非急大之事，可直接递书于卢挚垒，天佑殿自会按流程处置。